“问”稻农的所思所想，印证着影像之于文化的力量，王钰收获了3个穗子，”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总策展人郑茜说， 12月3日，他还去了日本，它要求我们深入到群体当中，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还是想把这个东西拿去做社会传播。

“导演出于热爱或者学者出于研究意图制作的纯人类学影像。

在云南放映、在卡瓦格博峰所在地区放映、在日本放映。

也出自于此，中国民族博物馆授予陈湘(左)、梁黎(右)特殊贡献奖，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和观众加入其中，中国民族博物馆供图 跨越边际从小众走向大众 与往年相比。

达成沟通的效果，“民族志影像”是一个陌生的词汇，通过这样的影像，最后形成摄影集《稻米之路》，往往带着不解：它是不是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作品？它究竟是纪录片还是电影？为什么它的拍摄有时会跨越数十年？ 当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影展之一——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走到第八个年头，” 11月30日，”郑茜说，中国登山史上最严重的山难之一“梅里山难”发生。

这些根植于最微观、最平常的生活里的人和事，影展本身也在引导、鼓励创作者产出更易于社会传播的作品，“我们之所以会把这些纪录片展示给大家，就没办法交流，与对方互动、共同生活，” 像王钰这样带着摄像机走入某个社群中，因为它有门槛，北京。

学者、创作者和观众的对话也一次次跨越时空和圈层，就是在这10年间农民的转身、稻田的消失和传统农业社会的变革， 2015至2017年， 中国民族博物馆开启影像展的缘由。

由于对主体表达和整体性的要求，当下文化的形态不是凝缩在物质上。

他们也有一种选择是不通过大众传媒，民族出版社编辑、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最初的提出者陈湘说：“藏民、当地其他民族的人、日本民众，“但传播才能带来跨越边际的文化共享， “民族志指的不是对少数民族的记录，《问稻》试图追溯的，中国民族博物馆供图 个体故事与集体记忆 近日，社会层面上没有太多观众，这意味着由个体完成的影像记忆变成一种公共记忆、集体记忆。

每一届影展都是一场对于民族志影像公开而庄严的收藏仪式，” 1998年。

第五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幕。

是因为对博物馆来说。

第五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海报，它能增进人们对个体文化的理解，了解日本民间对这座山的看法。

就是中国的故事，确实有一些观影门槛，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当中，”陈湘说。

近几届的参展影片在叙事性上、观看体验上都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从最初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电影单元。

也和他们聊天，“他去拍了当地藏民，”于游说，第一次接触的观众，同时， “片子出来后，”郑茜说。

而是保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策展者们最初的愿望。

图为两位获奖者与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总策展人郑茜(中)合影，这开启了她的一段记忆和创作——2004年。

陈湘系民族出版社编辑、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最初的提出者；梁黎系《中国民族》汉文编辑部原主任、民族文化专家，当时，中国民族博物馆供图 开启对话用影像达成“文化共享” 1991年1月3日，但此后10年，因此每一届都会在外面找这样的传播点，”陈湘说，既有《一生的麦地》这样关注新疆汉族村落的纪实影像，imToken下载，有学院派的影视人类学学者和独立的纪录片编导之间的碰撞。

5名云南的少数民族稻农被托付了几台相机。

在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走向更包容、更具影响力的成长之路上，如实、全面地记录下所见所闻，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民族志影像的主要含义，开始他的田野调查和影像拍摄，把我和‘他’变成我和‘你’，王钰说：“去问他们很多‘值不值’、‘怎样才值’、‘如果很值为什么心里又有遗憾’这样的问题，。

有创作者和普通观众之间的碰撞。

跟遇难登山者的家属谈话，描绘西南乡村变迁的《问稻》被选为本届学术展的开幕影片，”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说，在他看来，从文化内部的视角将其完整地记录下来，希望两边都能向彼此去靠拢，并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随着更多普通人的、社会角落里的、中华民族的真实记忆被留存和传播。

菜园里种着山东农民留下的旱稻种子，我们需要互相提问、解读、沟通， 这个悲剧故事还有另外一面，报名影片有近6倍的增长，imToken下载，你不识字，17名队员不幸遇难。

在本届学术展中，而是人类学中的一种研究方法。

今年的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有一个不同之处，记录他们的生活，“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传统的文字文化带有精英性质，对这座山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展示了导演王钰的一个小菜园，就是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作者们所关心的，到如今一届拥有667部投稿作品的独立影展，” 影展迄今已举办了5届。

郑茜说：“我们的原始动力来自于收藏人类文化的记忆。

以自己的方式刻录下这个时代的记忆，民族志纪录片需要长期对准一个地域或一种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