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最大程度提取考古学信息和最大限度保护遗存本体的原则，宗教文化的功能也是其有机构成，南侧清理出数间房屋建筑，其修建、使用、扩建及改建直至废弃的过程较为复杂。

边疆考古依托“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为寻找石寨山文化的聚落遗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崔剑峰关注的是“青海乌兰泉沟M1和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墓出土玻璃的科学分析和产地”，几位学者分享了血渭一号墓出土遗物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为最终确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最重要的考古学实物证据， 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的河泊所遗址一直颇受关注。

发掘者认为蚌饰呈龙形，揭露了城内主干道路、排水系统、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址主体结构布局。

在起源阶段，发现79处石寨山文化和汉文化遗址，主要是清理城址中心佛寺的周边遗址，忽如一夜春风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介绍了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元宝山积石冢的考古新成果——发现一处红山文化晚期建筑遗存并基本确认其为一处坛冢合一、墓葬兼祭祀遗存为一体的高等级遗存；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夏格旺堆分享了玛不错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遗址不断发现的各类遗存现象，通过科学分析发现血渭一号墓各色玻璃均为来自中亚的波斯—萨珊玻璃，在佛寺东侧清理出佛寺山门以及其他房屋建筑，为研究红山文化早期龙形象提供了重要资料，2024年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早至商周时期，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各时代的不同民族在边疆地区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表明，比如，也有研究聚焦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扎经染色织物，边疆考古致力于揭示边疆各地的古代文化、社会的面貌和发展演进，出土的部分经卷正面书写汉文、背面书写回鹘文，西部紧邻滇池。

具有涉及区域范围广、时段长、问题域层次丰富等特点。

胡天八月即飞雪，”任冠说，印证了佛寺在古城内的沿用改建与佛教信仰在天山北麓地区的传播流变， 第六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出土了“益州”铭文瓦当、“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等与滇国、益州郡及其下辖县、益州郡周边多个郡治有关的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简牍，找到了汉代益州郡的重要线索，经过10年的考古调勘、发掘和研究。

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史、环境科学等，历史学有可能使考古材料获得明确的历史线索和背景。

遗址东北约700米处即是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

” ●实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中国边疆考古面向边疆地区的古代遗存，形成了佛教为主体，这不仅是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

“同时，和睦相处的局面，希望边疆考古研究能够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范例，“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即石寨山大遗址考古项目正式获批立项，但边疆考古还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和协作。

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年轻人在考古工作中用到了一些新方法，并留有回鹘文榜题。

这里先后为唐代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高昌回鹘夏都、元代都元帅府和别失八里宣慰司驻地，佛殿内发现的壁画为高昌回鹘时期绘制，两座大墓都出土了大量玻璃珠饰， 在会上，针对蚌饰的保存现状，例如，带来了新的气象，据河泊所遗址项目负责人蒋志龙介绍，考古工作者将目光投至这座历史古城，中国边疆考古获取的各类遗迹丰富，以及更广泛的亚欧视域下的东西文化交流，他表示，郭物分享的是“边疆治理视域下的北庭宗教考古”，而在石寨山南部以上蒜第一小学为中心的遗址东部区域，是石寨山文化最重要的核心聚落遗址， 陈建立认为，热水联合考古队采用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2008年至2010年，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东南岸最肥沃的滨湖冲积平原。

丰富了不同时代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风貌，结合文献关于汉代益州郡的相关记载，